这个时候就要祭出『阶级史观』的法宝了。
明朝有没有『烧荒』的传统？有。
每年都烧，不但烧荒，而且『赶马捣巢』。就是派出精锐部队袭杀靠近边墙的越冬部落，夺取他们的马匹和牲畜。
隆庆五年的和议，其中一条内容就是鞑靼不犯边，明军不烧荒、不赶马捣巢。
但对于这一条，边军和他们的代言人实际是反对的。因为长久以来，赶马捣巢已经成为将门及其家丁的一大收入来源。议和以后，大家只能拿死工资了。
那普通鞑靼人又是怎么看待『赶马捣巢』的呢？
臣密遣通丁往来虏中。察其情状。皆谓平旹恃抢充食。今以畜物求易。尚禁不与。各通丁即以赶马捣巢杀戮责问。间有夷回称无命者被官军杀戮。有命者尚得衣食。有马者被抢赶。无马者亦无惧怯。
王崇古的调研结果，还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明代蒙古的核心利益，是对中原物资的极度渴求。而且就是粮食、布匹这样最基础的需求。如果不能够通过封贡等合法途径交易获得，就一定会铤而走险“零元购”。
胡虏为中国患，不过苟图衣食而已，往者每岁进贡，赖此赏赐，衣食充足不来侵犯。衣食无所仰赖，遂至穷困。《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二
对赤贫的底层牧民来说，反正烂命一条死就死吧，死前（跟着领主犯边）吃顿饱饭也好。
所以说，程序化的出边烧荒、赶马捣巢只能养出利益集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鞑靼犯边。
搞不好还会『养寇自重』，只热衷于出边劫掠，却对边防漠不关心。鞑子抢了百姓，我再去抢鞑子，岂不名利双收？
所以隆庆年间主张议和的官员其实看得很清楚：
抢掠之利多归部落，市赏之利多归酋长。（《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六）
有没有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烧荒之利多归边军，市赏之利多归朝廷。
犯边劫掠的最大受益者是赤贫状态的底层牧民。这些人虽然装备差也没什么战斗力，但好歹能从公中分到抢掠来的衣食。明蒙讲和之后，他们反而立刻面临生活困难，对于封贡之事是有怨言的。
皆相怨嗟，嗟以为居恒抢略，颇有余，今以畜易食，犹至禁我，我胡为者？（《万历武功录·黄台吉列传》）
反过来说，抢掠出力最大的是俺答等蒙古封建主，啃硬骨头损失最大的也是封建主。明军报复的受害者还是封建主。“市赏之利逸而倍，抢掠之利劳而半。故非但中国虑失虏之欢，即虏亦虑失中国之欢。”（《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六）
这就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性。
一昧喊打喊杀，只会让对方的阶级矛盾缓和一致对外。如果普世帝国换一种策略，拿出些许利益交换，封建主立刻会摇身一变成为买办，趴在民族身上吸血自肥。
嘉靖三十年，俺答与明朝曾短暂通市。此次俺答的诚意应该说是充分的：
西起延宁，东尽宣大，环境数千里，由三月以迄七月，自妖逆萧序等诱入二次外，更无三五零骑侵扰近边者。臣道质之边境，父老咸谓百余年来所未有，此不独见其尊奉朝廷，遵守信义，即其威令之行于各部亦足证矣。（《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但嘉靖三十年马市破裂的原因，
一是双方主战派的阻挠和破坏。
二是明朝要求俺答作为发起方承担约束虏众的责任，而当时俺答并不愿意为其他人背书。“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盗也”。
三就是单纯的马市只满足了蒙古上层贵族的利益，而忽略了下层贫穷牧民的需求。
七月初，脱脱执送妖逆萧芹，因言富虏能以马易叚（缎），贫者惟有牛羊，请易菽粟。实以马叚之易，虏之富者利之。贫虏畜唯牛羊已尔。虏富者十二，而贫者十八。今不一为通融，恐为饥寒所迫，衡决约束有妨大计。（《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官市的项目是用绸缎换马，受益者是封建主和部落头目。而占蒙古人口大多数的贫穷牧民，他们通常只有一两匹自用马，几头到十几头牛和骆驼，几十到上百只羊。
这些人没有参与马缎交易的资本，也不需要绸缎这样贵重的奢侈品。他们最需要的是用牛羊乃至马尾毛皮等副产品交换杂粮和粗布等生活物资。
由于牛羊易粮的小市一直没有通过嘉靖朝廷的批准，下层蒙古贫民最终失去耐心，开始不顾禁令零散抢掠边境。
虏欲以牛羊易谷豆者候命不得遂分散为盗无虚日十一月间人入边三次抢掳人畜甚众边臣遣人责问俺答则谩应曰诸贫虏无从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国法虽严民问岂尽无寇窃耶（《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八十）
明朝认为俺答背信弃义，所以关闭马市，“禁言复市事”。俺答也觉得很冤枉，我给你提建议你不听，反过来怪我没有约束部众。我势力强又不等于基层控制力强。
俺答复遣使进马九匹牵马三百馀匹求互市请□□旬收弘赐堡御史李逢时谓诏禁非时市北去逮诸通事于狱于是俺答遂纵贼入掠复攻堡杀人
所以到了隆庆和议的时候，“边外复开小市，听虏以牛羊皮张马尾易我杂粮布帛。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
俺答也吸取了教训，要求每次小市都安排两个酋长约束虏众保障安全。没有“好人”宁可这次不开市。而参与维持秩序的酋长、士兵也能从小市的税收中获得一笔抚赏银，也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所以俺答封贡成功的关键，是用“小市”向“虏之贫者”提供杂粮布帛等必需的生活物资，给贫民留一条活路。在这个前提下，虏王、酋长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吸血当买办。
三边马市中规模最大的张家口，隆庆五年进口蒙古马的均价是每匹7.69两。万历时议定每年以18.5万两银子进口3.6万匹蒙古马，均价每匹5.14两，降低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而同期北京的猪肉价0.02两/斤，一匹少说也有五百斤的蒙古马只值250多斤猪肉。一头牛换二两银子或二百多斤米豆，一只羊换两匹布或几十斤粗粮。
物价这么客观，你以为大明金国顺义王殿下不知道？但他和他的子孙们不care啊。
毕竟草原上有的是牛马和“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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